1942年12月16日，日伪军出动一万多人，向大悟山的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所在地进攻。幸好司令部事先得到敌人出动的情报，领导机关及时转移，避免了一次可能的全盘覆没。抗战时期，新四军第五师长期在武汉周边、敌后孤立坚守，时常要面对日伪的突袭，因此对掌握敌情格外重视。
不过，情报工作并非一帆风顺。敌我双方都很警觉——只要日军察觉情报有泄露，他们就会追查，久而久之，一些情报员难免暴露。为此，5师不断补充和派遣新的情报人员，力求把风险分散、信息渠道多样化。
1943年10月，按照上级部署，5师敌工部派人潜入应山县城——当时日军第三师团司令部驻地，附近还有伪军第十一师。因为应山是日伪在当地的指挥中心，任何军情风吹草动几乎都会先在这里显现。执行这项任务的，是经过训练、会说日语的参谋胡维新。胡维新来自北方，二十多岁，瘦高、机敏，虽患有肺结核，但为完成组织交代，毅然带着必需的伪装和准备进入敌占区展开工作。
初到应山县城郊，胡维新稳扎稳打，先整顿、建立起地下联系网。通过已在敌方内部安插的密探夏振东引荐，他以“投靠皇军”的幌子来到宪兵队长木村面前。为了增信，他带去一支手枪作为“归顺”的凭证。木村是个通中国事的军官，见他体瘦、气色不佳，便怀疑其有病；胡维新便以“在新四军生活太苦，病了也得不到治疗”为由解释，最终打动了木村，得以入队并被任命为宪兵密探，后来又被安插到伪警备队担任巡官。
展开剩余65%为了取得更可靠的情报，胡维新还推荐闵少德潜入日伪特务组织“挺进队”。“挺进队”的职责是为日伪的‘扫荡’行动做前期侦察——一旦能控制这个组织，就能掌握敌人的出击时间、路线、兵力与装备情况，给我方以提前准备甚至瓦解其行动的机会。闵少德被派去搜集这些关键性情报，同时负责在适当时机瓦解“挺进队”。
工作虽有成效，但风险与日俱增。1944年3月，胡维新把李安波介绍给木村，李曾做过我方区长，日军对他的过往并不陌生。面对木村的试探性要求“要抓几个新四军的人来证明忠诚”，三人一时陷入两难：抓真人不可行，不抓又会被怀疑。最后他们决定抓一个两面派保长曹忠和，这人表面上对双方都应付自如，但对日方更热心。于是他们在行动中将曹拘押，但在搜身时发现了新四军的委任状，事态一度紧张。为了保全掩护网络，胡维新等人在回城途中暗自商量，只把委任状交给木村，设法让曹逃脱。
然而事情并不完全受控。押送途中众人贪杯庆祝，喝到半夜把人看管松懈，第二天曹已失踪。回到宪兵队，木村质问为何“抓的”人不见了，只见着那张委任状。他当场撕毁文书，怒斥李安波为疑徒，并将李拘禁审问。几经周旋，木村决定亲自带人再去抓人，并以严厉的威胁锁定三人：若再抓不到，后果严重。无奈之下，李安波只得捉到了另一名两面乡长王文秀，木村这才稍感放心，并让李加入宪兵队。之后，胡维新通过送礼等方式，将王文秀放回，从中维持与敌方人员的微妙平衡。
胡维新并不止步于此，他又通过地下联络，安插李章耀进入伪十一师三团二营任副官，任务是为5师筹措武器弹药并伺机策反伪军。到了1944年底，在胡维新直接领导下的情报网络已经发展到二十余人：其中打入日军宪兵队的有五人，“挺进队”一人，伪十一师一人，日军野战仓库两人，卫生大队一人，警备队一人。凭借这些打入敌方的线人，5师对日伪一有重大行动，往往能够提前获知并作出应对。
这段历史展示了敌后情报战的艰险与智慧：在刀光剑影之外，是地下工作者用生命与耐心织就的一张情报之网，正是这张网，帮助孤悬敌后的新四军在严酷环境中争取生存与抗击敌人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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